日本地震和之前的全球金融海嘯發(fā)生后，各國政府都面臨壓力，要求它們采取措施，保證民眾不致暴露于那些概率極小事件的風險。但它們真的應該這樣做嗎？保證意味著需要“閑置”一些資源，以構建一個緩沖層，使這些資源無法參與產品和服務的生產，而只有在危機發(fā)生的時候才會派上用場。
緩沖層資源可能是昂貴的抗震建筑材料，其抗震撓性每個世紀只用得上一兩分鐘。額外的銀行資本金也構成“緩沖”資源的一部分，而無法用作可以提高生產率的資本投資。
調撥資源以構建緩沖層，是一個社會必須做出的最重要選擇之一。如果政策制定者們選擇對國民面臨的每一種想象得到的風險都提供“緩沖”，那么國民的生活水平幾乎肯定會下降。一些較窮的國家，雖然發(fā)生嚴重地震的風險跟日本差不多，但并未采取日本那樣高水準的防震措施，這并非偶然�！熬彌_”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奢侈品，只有富國能夠負擔。至于我們應該把增加的“緩沖”資源看作一國資本存量的一部分，還是一國凈資產的一部分，那是無關緊要的。兩者同等大小，只是從不同角度來看。合并起來看，一國凈資本存量必然等同于家庭、企業(yè)與政府的凈資產之和，外加該國的凈國際投資頭寸。
一個社會應拿出總產值的多少，來抵擋50年或100年一遇的危機？這個問題應該如何決定、由誰決定？在“買者自慎”原則大行其道的19世紀，這種風險決策與總體價格、利率和市場中的其他資本配置決策密不可分。
如今，盡管風險決策仍主要由私人決策者決定，但事關全球金融危機和日本地震的回應主要是由政府策劃的。在這些危機發(fā)生后不久，很難勸服人們相信這種痛苦事件近期內不會再次發(fā)生，因為它們還是有可能發(fā)生，只是概率極低。在剛剛經歷了可能是有史以來最致命的一場金融危機沖擊后，情況尤其是這樣。
2008年雷曼(Lehman)破產之后，私人市場和監(jiān)管機構開始要求金融機構大幅提高資本金（即“緩沖”資金），以支撐負債。如果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fā)前，銀行和其他金融實體的資本充足率（資本與資產的比率）足夠高，那么隨著房地產泡沫破滅，理論上就不會發(fā)生違約和產生連鎖效應。由此導致的衰退盡管可能相當嚴重，但幾乎可以肯定不會持續(xù)這么長時間，也不會達到需要政府出手“紓困”的地步。
正在修補風險管理范式的銀行管理層，在補足資本金以便放貸方面步子邁得很大。眼下他們只是在略微擴大放貸業(yè)務量。新增資本似乎大多帶有“緩沖”的性質。對經濟前景的極度不確定、以及監(jiān)管機構潛在要求的資本金水平，都影響了銀行的放貸業(yè)務。盡管按照美聯(lián)儲(Fed)的說法，有許多商業(yè)和工業(yè)貸款“風險極低”，且收益率遠遠高于聯(lián)邦儲備銀行支付的25個基點利息，但仍然有逾1.6萬億美元存款存放于各聯(lián)邦儲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s)。因此，超額準備金似乎也帶有某種“緩沖”性質，而非積極參與（或催生）放貸和經濟活動。
處于“凍結”狀態(tài)的準備金，似乎是2008年一系列出乎意料的銀行紓困活動所導致的。如果2008年3月貝爾斯登(Bear Stearns)在沒有政府干預的情況下倒閉，那么雷曼兄弟和美國國際集團(AIG)都可能從中汲取教訓，在接下來的六個月里采取行動補足資本金，以免資不抵債。但貝爾斯登獲得了紓困，造成這樣一種觀感：如果貝爾斯登“太大而不能倒”，它的競爭者亦然。雷曼對于資不抵債的恐懼緩解了，而這是危險的。如果政府任憑貝爾斯登自生自滅，那么后來會發(fā)生什么情況？我們永遠只能憑想象去猜測。
但并非想象的是，近年來，每當面臨在“救助一家大公司”和“承受負面經濟風險”之間做選擇，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們幾乎總會令人遺憾地選擇出手干預。不干預不會獲得多少贊揚，即便隨后沒有出現(xiàn)問題；但假如隨后經濟出現(xiàn)了嚴重的問題，各方就會對政策制定者的不作為大加嘲諷，國會還會做出更強烈的舉動。其后果是，監(jiān)管政策變得高度傾向于最大化短期紓困援助，而代價是犧牲長期繁榮。
這種傾向導致“緩沖”過多，降低了美國人的生活標準。與我們迄今的嘗試相比，公共政策需要以更加透明的方式應對人們的擔憂。我猜測，這最終會成為有關政府在影響經濟活動方面恰當角色的當前辯論的一部分。
注：作者是美聯(lián)儲前主席，現(xiàn)任Greenspan Associates咨詢公司董事長。